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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治史：方法与示范文︱罗志田

中国向来的教育主旨，是把学习的主动性放在求学者一方。或因此，抽象出来的“方法”向不为人所重；自信足者可说“文成法立”，谦逊一点的也以为“文无定法”。即使有意发凡起例，也往往比较隐晦，要读者自己去摸索。重视治学的“方法”问题，或是近代西潮冲击下的一种“中国反应”——在二十世纪初年清末尝试新学制时，深受日本的影响课程设置中，几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方法热”。尽管如葛兆光老师所说，这西潮多半来自东瀛，但日本新学制的背后，显然有着西方的影子。这样注重“方法”的倾向也有些本土的远因——从清朝乾嘉时候开始，“考据”逐渐成为一种带有独立认同的“学问”。有的人自称治考据，有的被他人称为工考据。类似说法相当常见，意味着一种带有广泛适应性的方法已从各种具体专门的学问中独立出来，自成一“学”，且极受重视。后来西方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方法也专门化到几乎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子学科。不过在人文学科，这样的情形比较少见。我要特别说明，视考据为“方法”更多是我们的后见之明，以前的当事人自己并不认为考据是“方法”。实际上，在中国的治学传统下，“方法”向不具有杜亚泉所谓“假定的人格”在，很难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单位”。故“考据”可以言“学”，方法却未必能成“学”。简言之，从考据成学到晚清的方法热，在中国学术传统中都有些特别的意味，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然而在近代新语境下，治学“方法”渐成人们的关注所在。今日在大学教书的人，方法是常被学生问及的问题。在史学领域，我知道不少学生都想获得某种可以概括抽象出来的“方法”，以为学会了即可治史。尽管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但我非常理解学生们的愿望，尤其他们身处这样一个急功近利之风劲吹的时代。要说史学方法，不论教与学，真要到好的程度，其实都不简单，却也并非妙不可言。我想和年轻人分享蒙思明先生的一句话：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秘密的宝藏，而实际只是一些合乎逻辑、合乎常识，可以使人信赖的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换言之，史学方法的基础就是逻辑和常识，具体则是一些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我们不仅可以学到手，更当积极主动去寻求。孟子说过：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故道不难知。方法和能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一是要先有求的态度，二也要注重求的